一場審判就像一部劇作，其中雙方的焦點都在行為者身上，而非受害者。為達效果，一場戲劇性審判甚至比一場一般性審判更急迫地需要針對行為者做了什麼及如何做的有一個有所限制且被清楚定義的大綱。審判的中心只能是犯了事的人─ 由此來說，他就像劇作裡的英雄，而如果他受苦了，他必然是因為他所做的事而受苦，而不是因為他對他人造成的苦痛。
文／漢娜・鄂蘭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關於所謂的受害者文化
我們和受害者與受害身分（victimhood）之間的關係緊張，這並非新聞。在艾莉森.柯爾的著作《對真實受害者的崇拜》 （The Cult of True Victimhood）（2006）中，她追溯了自從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到九一一事件後的數年間，反受害者情緒在美國國內的崛起。這段期間，受害者的身影─ 或者說，一個自我認定與自我指定、餵養，或可能偽造自身傷害，並展現出習得或捏造無助感的受害者─ 在保守意識形態中扮演了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個忿忿不平、情感脆弱、戲劇化的角色被描繪出來了，它們發表不公平的毀謗，要求第三方的同情和注意力；主角往往不成比例地是學生、千禧世代、女性、女性主義者、進步分子、性侵受害者─或者在艾瑪・蘇克維茲（Emma Sulkowicz）的例子裡，是上述所有身分的集合，我稍後將加以說明。而或許無須多說的是，這樣的描繪並非讚美。
儘管這絕非新現象，但是對受害者所展現出來的敵意似乎在過去幾年間逐漸增長。在〈微歧視與道德文化〉（Micro- Aggression and Moral Culture）一文中，社會學者布萊德利・坎 貝 爾 與 傑 森・ 曼 寧（Bradley Campbell & Jason Manning, 2014） 將一種新興的「受害者文化」（culture of victimhood）與老式的 「自尊文化」（culture of dignity）以及甚至更古老的「榮譽文化」（culture of honor）做出對比，並指出在當代西方社會裡，它們彼次互相取代。他們以所謂受害者文化的展示方式來舉例，其中大多數都帶有一種殉難的意味，例如古羅馬時期積累個人髒亂的行為，以及印度的靜坐抗議 （sitting dharna）。這些行為被類推為指出或公開宣傳「微歧視」（micro-aggression）的舉動 ─ 也就是相對微小的輕蔑與敵意，它們經常是無意中造成的，但卻能夠以侵蝕性的方式積累，並進而對一直以來身處臣屬或邊緣地位的社會群體造成損害。
坎貝爾和曼寧（2014）主張投身於一種純粹描述性的社會學操作，一個可信度多多少少受到限制的主張，考量到他們在詞語選擇上明顯的道德意味，以及他們看似帶著懷疑口吻的提問習慣:「但是，為什麼要強調一個人的受害經驗呢？」。 整體來說，保守人士一向急於援引他們所認定的、符合中立性範的研究，以支持其道德與政治結論。對於受害者敘事的質疑，除了保守勢力以外，有時也來自女性主義者和進步人士（例如可參考溫蒂・布朗〔Wendy Brown〕出版於一九九五年的《傷害的狀態》〔States of Injury〕一書），而儘管以一種較溫和但類似的方式質問受害者敘事的作法已有頗為漫長的歷史，但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近來卻在他部落格的文章中專門討論上述兩人的研究發現，並兩次讚揚這篇論文「超乎尋常」。海德特將受害者文化的想法大幅延伸，用來解釋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空間（safe space），以及將微歧視的理論架構運用於大學校園內的作法如何崛起（以及從他的角度來看，帶來了什麼災禍）。很顯然的，對所謂「自封受害者」的反感正大當其道。
然而，坎貝爾與曼寧的提問應該也要激發進步人士的興趣。是什麼動機促使了歷史上身處臣屬與邊緣地位的人們挺身而出，尤其女性，並驅動人們關注她們如何被傷害?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明顯。有鑑於她們極有可能不被相信、被打發無視，並反過來受到指控（及其他可能的狀況），人們其實有非常強而有力的理由選擇不從一個臣屬的社會位置中挺身而出。但是，倘若從這樣的一個位置中挺身而出很有可能會白費力 氣或受到反挫，於是無論在個人取得自身需要或爭取應得的物質資源和社會正義時，這都變成一條高度不確定的路徑，或在最好情況下，變成一個令人驚恐的、取得同情和注意力的方式，那麼，坦白說，為什麼還要自找麻煩呢？然而，越來越多女性（及其他群體）正在挺身而出，指認出厭女敵意的存在。為什麼？如何解釋此事？這僅僅只是希望戰勝了經驗嗎？或者這些行動還有其他目的，無論它們是否有效？它們確實有其他目的，我會指出來─而且我認為，在某些脈絡裡，它們可能是有效的，因為挺身而出可以是一種主體性的表現，與顛覆的行動；因為，它們使道德敘事脫離原本占優勢的、被默認的版本，並使得個人的遭遇在那些原本繼續漠視的人面前變得醒目。第三方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寄予同情，事實上，他們的敵視與怨懟可能會更強，而非減弱，但至少他們會知曉傷害的現實，或持續中的支配事實。而這 件事對於曾經受害的人而言，可能是相當重要的。
受害者為何？道德敘事的角色
身為受害者是什麼意思？主張受害身分又代表了什麼？我們將看到，這兩個問題並沒有如此直接明瞭，而根據受害者一詞在其意涵方面實際上具有什麼樣的索引性或觀點性特徵，它們彼此之間也並非明確相關。因此，主張某個人是受害者─該主張通常簡短，或甚至某種程度上是隱晦的方式─遠不止於主張A是一個受害者，而某個人剛好是A；在此之外，該主張還涉及了某種對於該角色的表演或假設。
但首先，身為一名受害者，通常並不只是遭遇某些不幸；我相信其核心是一個道德概念。身為受害者的典型案例涉及了在道德層面上遭到另一個主體的錯待，並因此被傷害、羞辱，或以其他方式受到創傷。通常，個人會被放置到一個相對於過去而言較低落的道德兼社會位置，同時，相對於那名透過某種道德錯誤行為而使得自己成為受害者的主體來說，個人會受到貶低。
我認為這是受害身分的核心情境。然而，沒有加害者、霸凌者、壓迫者的受害者是否存在？這個主張可能難以成立。我們可以、也確實會簡明清晰地談論天然災害以及某些時候疾病與病痛（雖然在我聽來，稍微不那麼天然）的受害者，但我的預感是，這類情境乃寄生於上述的核心情境之上，而它們之所以簡明易懂，是因為我們傾向於人格化這類具破壞力的天然肇因，或至少將它們想像為主體。（回想一下對颶風命名或稱呼癌症為「賤 人」的行為，便可以提供一些範例。）若事情確實如此，那麼，我們對受害者的概念主要取決於某種特定的道德敘事是否存在於背景之中，而在此敘事中，一個主體被另一個主體以一種羞辱性或貶抑性的方式錯誤對待。她是受害者，而他是霸凌者或壓迫者。
我認為，受害身分的核心情境堅守著這個文本，因此，若要依照此份典型範本去作為一名受害者，便涉及了自身或他人被丟進這個敘事的某個版本中。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作為觀眾成員的反應也被寫入了文本裡頭。受害者是那個我們理應同情的人，他們是注意力的焦點，他們是主角，也許是英雄／英雌；而霸凌或壓迫者則理應是那個我們為了受害者而怨懟的人，或者更詳細地說，他們是被斯特勞森稱為「替代式」反應型態度的指定焦點，這種態度乃因為他者，而對他者產生。在此脈絡中，這些態度包括憤慨、不贊同、懲罰傾向等等。
假如，至少概略來說，事情確實如此，那麼，這就開始解釋了為什麼個人將自身描述為受害者─ 或者，再一次的，當個人被認定這麼做時─ 是如此令人憂慮的作為，因為主張受害身分基本上牽涉到將個人放置於故事的中心。該舉動甚至比一般的自我投射更令人憂慮，它有可能立刻被視為裝腔作勢和自以為重要，並且與此同時，是病態或脆弱的。人們覺得這個人憑藉著想像力去專注（與沉溺）於她自己的故事裡，而不是迅速地向前進；但是為了要前進，她不可能真的像（如上述所說）那般地淒苦、破碎。這樣一來，就強化了偽善、虛偽、算計和自我中心的 猜忌與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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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麥田／城邦文化出版《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由讀書吧電子書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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